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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逊于两周文化,韩城汉代文化也曾有过辉煌!

核心提示: 韩城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东临黄河,西接梁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当历史的脚步进入汉代这个大一统王朝时,韩城动荡的岁月总算告以段落,并开始了它历史上继周王朝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韩城汉陶文化漫议

韩城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东临黄河,西接梁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当历史的脚步进入汉代这个大一统王朝时,韩城动荡的岁月总算告以段落,并开始了它历史上继周王朝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今天的韩原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寻找到当年辉煌的痕迹。跌宕起伏的历史,为韩城这块古老而深沉的黄土地沉淀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存。这其中尤以在韩城出土的汉代陶器最具代表性。它不仅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品级极高,且烧制精良,极具艺术魅力,为社会各界所瞩目。

在韩城,汉陶数量十分巨大。现存的汉陶中,绝大部分出自墓葬和遗址,上世纪末,城市扩建过程中,大规模基建活动使得为数众多的汉墓被发现。这些汉墓大多规格较高,陪葬品众多,大批精美的陶器重见天日。这里,我们姑且按照功能将其大概分为四类:

不逊于两周文化,韩城汉代文化也曾有过辉煌!

汉灰陶罐

日用陶这是这几类汉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有罐、盆、杯、壶、钟、豆、盘、耳杯、钵、勺、碗、瓶、奁、博山炉等,这类器具大都是灰陶,在烧制过程中尤其是后期,窑温控制得当,还原气氛较好,色质均匀,坚实耐用。在韩城市博物馆馆藏汉陶中,常见的日用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一种灰陶罐,大小不等,形制基本一致,多为圆形,小侈口,束颈,圆肩,腹内收,小平底,也有茧形,俗称“鸭蛋罐”。器表多为素面,或在肩、颈部装饰一两道弦纹,品级较高的表面有彩绘或朱书、印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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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用陶这类陶器主要以出自今芝川镇东南的汉扶荔宫遗址的砖、瓦、瓦当等为代表。1957年,在扶荔宫遗址出土了一块文字方砖,长32.5,宽32,厚4cm,灰陶质,砖面等分为十二个方格,方格内阳刻“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12个篆字,字迹清晰完整,陶质细腻坚实,一经出土便引来了各地学者的关注。此后,又相继出土有其他文字砖及瓦当,如“夏阳宫”文字砖、回纹空心砖、“与天无极”瓦当、“船室”瓦当、“宫”字瓦当等,这些陶砖、瓦以他们的千年不朽之身有力地证明了汉扶荔宫的具体位置,破解了这个被历史烟尘淹没了近两千年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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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阳宫文字砖

明器即用于陪葬的器具。与日用陶相比,此类陶多为红陶,烧制的温度较低,硬度较小,可归入软陶一类。这一类陶虽然质软,不实用,但做工精细,装饰讲究,很有艺术特色。韩城由于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礼制也相当完备,所以明器种类较多,品级也较高。这里发现的明器用陶种类主要包括房舍、日用器具、牲畜等的模型。器型更加庞大,造型更加精美,尤其到后期,工艺上也有了釉陶的创新,使器物更加华丽。1982年姚庄坡底西侧晨钟砖瓦厂东汉墓出土的汉釉陶孔雀灯,通高达到150cm,最大径75cm,主体部分由锥形底座及其上两层圆形灯盏组成,中心部位以一柱形灯柱支撑,柱顶立一展翅孔雀。灯盏四周插置四只鹿形灯芯,灯座堆塑山峦、树木、手执乐器的人物形象等,且通体施绿釉,釉色均匀,光泽柔润,其造型之大、装饰之精美、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更为常见的是象征财富的陶庄园望楼、陶仓、陶井、陶炊具以及象征六畜兴旺的各式陶圈和家畜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东汉往往大批量集中生产,并成组出现,因此,这些陶器的出现不但证明当地农耕技术已十分发达,同时反映出其制陶工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为研究韩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尤其是韩城古墓葬的断代提供了特别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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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釉陶孔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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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釉陶庄园望楼

陶范韩城出土的陶器中,还有一个通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群体,那就是陶范,即用于冶铁铸造的模范,多属西汉时期。在芝川镇西北曾发现一个面积较大的冶铁遗址和一大批具有很高价值的陶范。这些陶范多为铁质工具模范,如铲范、锄范、凿范、镰范、镢范等。这些陶范泥料选择及其精细,陶质十分细腻、坚硬,表面光滑平整,非常适合作为铸造模具。据史料记载,汉代实行“盐铁官营”,西汉时,全国共设立40多处铁官,韩城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陶范就是最佳佐证,它也十分雄辩的确立了韩城在当时全国位数不多的冶铁和铸器业的中心之一的地位。它们以其不同于金属的特殊质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韩城冶铁铸造的繁荣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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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范

以上四类陶器构成了韩城汉陶的主体。之所以汉陶数量如此巨大,这与韩城的人文、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韩城地处关中东北部,东临黄河,西接梁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川、滩、原地貌多样,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因此,早在五万年前或者更早,韩城先民就已经在此繁衍生息。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先民们提供了丰裕的林木和矿产资源,也为历代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能源,使陶器的大批量生产及质量得到了保证。同时,也因为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军事地位,韩城一度贵为京畿之地汉武帝曾多次东渡祀后土驻跸韩城,一代史圣司马迁出生于此,这一切让这一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并拥有良好的人文基础,也为韩城制陶业的扩大及工艺的革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技术支持。

在汉代,朝廷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经济基础,对盐、铁的生产、销售实行统一管理,制陶业虽不在其范围内,但作为一个十分庞大的发展群体,官府并没有放任自流。《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有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慰”封泥,可见,汉代政府也有主管制陶的机构和官员。这一点从目前所见的汉代陶器上所印“亭”、“市”等陶文也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亭”与“市”就不仅仅是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也应是制陶业的管理机构。而带有“某亭”、“某市”戳记的陶器通常则被认为是官府制品。在韩城市博物馆就收藏有当地出土的“夏亭”戳记的陶罐、陶缶。

汉灰陶罐上的“夏亭”戳记引来了笔者无限遐想:“夏亭”之“夏”是否指夏阳?夏亭究竟在何处?而它是否就是当时韩城的制陶中心?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少梁为夏阳,从此,除新莽改制时曾短暂更名为冀亭外,夏阳一名一直沿用至隋。而现有秦汉陶文的组合规律是“某亭”或者“某市”通常是指某地之亭、市,故“夏亭”之“夏”指的就应是当时的韩城名——夏阳。“夏亭”所指的范围就应是当时的夏阳,也就是今芝川一带。从目前韩城汉陶及制陶遗址出土情况来看,大都集中芝川及今韩城新城一带,新城多出汉墓,而芝川一带则主要是大型的制陶和冶铁遗址以及扶荔宫、夏阳古城等大型宫殿遗址,如此看来,在汉代,人们是在芝川一带集中冶铁铸造、制作陶器等,然后销往周边。这种模式建立在数百年来人们在芝川一带活动的基础之上,因此相对稳定,即使在西汉末年,县治北移也没有很快瓦解。那么,显然,“夏亭”就是汉代韩城的制陶中心。

汉陶虽不能言,但其蕴含的文化却经久不衰。历史已成过往,留给后人众多值得骄傲的成就,也留下无数耐人揣摩的谜团。韩城,是富饶的韩城,是文明的韩城,也是神秘的韩城,期待我们用心去欣赏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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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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